让朴素的信仰种子植根于普通人的心底
发布日期:2018-04-02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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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这个最早源自于宗教的词汇,指的是人对自身之外的物质和精神的信任和依赖,《法苑珠林》中说:“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可见一个人心中没有信仰,就会被别人所轻视,从自身来说,没有信仰地活着犹如迷途的羔羊,没有方向,跌跌撞撞地奔跑在荒野上,即使跑到生命的尽头,也只是流星般滑落,昙花般凋谢,未留下一丝痕迹,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其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社会属性,无疑,这样的活着丢掉了一个人社会属性的责任,剩下的只是自然属性,为活着而活着,如果要机械而简单的定义就是非人的活着,可见,信仰之于人多么的重要。

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是马列主义”,如果要和中国特色结合的话,那就再加上一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但是我相信,包括我在内今天的大多数年轻党员能真正读懂“信仰”二字的少之又少,更多时候,“信仰”只是作为我们撰写材料、会上发言的专用词汇,一次次被局限的使用,一遍遍被肤浅的解读。

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不时会在我的心底闪现,如同灵魂深处的我,一次次地追问着躯体的我,然而在金钱的泛滥使信仰沉睡的年度,在官场的庸俗使信念失色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总是零乱而简单,似有似无,总是没有触及心灵,总是没有深入脑海,直到读了《苦难辉煌》后,思想深处得到了多次荡涤,洗去了曾不经思考脱口而出的“信仰是个六”那样的愚蠢回答,也洗去了对“坐在宝马车上哭比坐在自行车上笑好”的盲目认同,心灵深处如同炽热激烈的岩浆,不断地奔涌撞击,上下翻滚,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扼腕叹息,足够的荡涤和碰撞之后,凝固冷却的信仰仿佛形成,于是,困惑好久的疑问也才有逐渐清晰的答案。

建党之初,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什么? 93年前,13位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告诉了我们,那就是改变中国积贫积弱面貌,让老百姓都有饭吃,有衣穿,尽管这信仰是从遥远西方“盗来”的,且乍看起来有些“乌托邦”,因为当时的中华民族仿佛病入膏肓的“大烟鬼”,一边承受着西方列强的凌辱,一边还忍受着自身肉体上军阀割据的毒瘤之痛,其苦难之深可想而知,即使在这样躯体之下,依然生长着充满坚定信仰的“红色细胞”,他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面对软弱且濒临溃烂的躯体,他们燃烧自己,将这微弱的信仰火种在上海的法租界点燃。也就是这小小的火苗,经受了90多年的风雨洗礼,在坚定信仰的支撑之下,到如今已经燃烧成具有八千多万党员的烈焰,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烧成了光耀中华的绚丽日出。

血雨腥风的大革命时代,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什么?在这段党史最为艰难的时间里,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严酷的白色恐怖下,组织被打散,党员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更有甚者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转头就带人捉拿搜捕自己昔日的同志,有多少共产党人在嬗变中走向了歧途,顾顺章、龚楚、孔荷宠……其中不乏我党早期的高层领导,但是在嬗变的十字路口,我们党的主流还是选择了最朴素的,也是最坚定的信仰——那就是为了实现理想而不怕死,简单吗,是很简单,却很伟大,因为能够将只有一次且如此美好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人,毕竟不多,而且是为了理想抛洒了满腔的热血,李大钊、方志敏、夏明翰、瞿秋白……正是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告诉了我信仰有时候也很简单,只就三个字“不怕死”,也就是这三个字,顶的上一千句,一万句。曾经看过贺龙将军女儿贺捷生写过的一篇回忆录,讲到贺氏家族为了理想在大革命时期慷慨赴难的有80多位烈士,贺氏一门几近灭族,这些英烈们只是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的彻底翻身这一理想,所以他们可以舍家纾难、可以英勇献身。

艰苦而卓绝的长征时期,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什么?有位作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长征是由两种天壤相别的人来完成的,一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政治精英,一种是社会最底层的目不识丁的赤贫阶层”,是啊,这种两极的“焊接”非常奇特,之所以能够很好地将他们黏合,我想最大的原因得益于“焊接剂”是平等和无畏的信仰。长征过程中,我们的政治精英很少会讲到马列主义,他们更多的会去关心赤贫出身的“小鬼”是否吃饱、是否穿暖,是否有伤病,他们可以慷慨的将自己的马匹让给走不动的“小鬼”,这种发自内心的作为让“小鬼”们觉得自己是人了,因为在这个结合体中所有的大官、大首长,和自己身上穿的衣服一样、吃的草根一样,甚至死的姿态都是一样的。在两万五千里慢慢征途的初期,精英和赤贫们甚至不知道明天的方向,即使后来知道了方向,也还是不能预知自己的死活,看着象征生命的绿色却不知吞没了多少生命,看着预示纯洁的白色却不知掩埋了多少躯体,尽管知道前路漫漫,尽管知道此去凶险,毅然义无反顾,奔向信仰。在这一过程中,或许只有“八万”和“三万”这两个残酷的数字能够告诉我们,信仰是平等和无畏。

蓬勃发展的延安自建时期,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什么?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爱国青年历经艰辛涌向延安。那时没有人请他们来,也没有人逼他们来,完全是自觉自愿而来,这种自觉自愿的动力是什么?张学良的弟弟、杨虎城的儿子、傅作义的弟弟、冯玉祥的侄子,甚至国民党元老黄兴的儿子都投奔了延安。看到这些人,你作何感想,他们是为了当官吗?是为了发财吗?他们个个出身豪门,锦衣玉食,到延安吃野菜、住窑洞,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是为了什么?我想答案可能就是为了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信仰吧,在这样的信仰驱动下,这些有志青年成为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从而有了抗大著名的两个没有,即战争年代没有一个叛徒,建国后二百多个少将没有一个腐败,为什么?因为灵魂深处有坚定信仰的支撑。

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濒临危亡还是蓬勃向上,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心手相连,勇往直前,在巍巍的平型关下,在茫茫的川藏线上,共产党人一次次用鲜血和生命诠释着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植根心底的信仰。今天的你我,是八千万细胞中的一个,实属微小,然而微小却又要面对多元化的环境,很容易让端正的信仰偏离原定的方向,也有可能使扎根的信仰种子未曾发芽而迅速消亡。我们该如何去植根信仰,才不会让自己行走的道路迷失和偏离方向?

植根信仰,应该保持住健康朴素的情趣。既然立足微小,那就不要培养宏大而艰巨的情趣,空余的时间,我们可以投入到读书学习,投入到税收业务,投入到健康的兴趣爱好,也可以投入到体育运动,即便是陪着父母、妻子、丈夫或儿女一起聊天散步,一起感慨回忆,这也是一种平凡而健康的情趣。只要有,即便是最简单的一种健康情趣,也能让我们远离丑恶的趣味,填补修复自身的“理想真空”和“信仰贫血”,让自己最为朴素的信仰种子不被周边的环境所俘虏、所吓倒、所难退,坚持不改初衷,顽强而倔强的成长。或许在这一过程,我们没有更多的感知信仰,但只要保持,你会发现最终信仰小苗会成长为参天大树,这棵大树会荫庇你的人生免遭烈日的灼烧。

植根信仰,应该抵得住权力金钱的诱惑。哲人说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朵清莲”,要让这朵清莲始终生长在干净的泥土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民执法的缘故,我们手里会握权;为民收税的缘故,我们手里会攥钱,这一握一攥,会让很多人迷失自我,逐渐成为权利和金钱的奴隶,为了占便宜、贪私利和不法之徒沆瀣一气偷漏税款,更有甚者将手伸向了解缴的税款,干起了违法乱纪的勾当。无疑,这些人只为权力和金钱活着,其他的通通无所顾忌,信仰在他们那里早已扭曲变形成简单的“生存主义”。要想培植真正的信仰,就要在权利和金钱面前,始终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守住自己作为税官的底线,安于清贫简单的生活,勇于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清清白白、干干静静的从税,只有这样,到了退休的那一天,你才会堂堂正正、无怨无悔、无惧无畏地说一声:“我这辈子对得起身上的税服!”。

植根信仰,应该坚守住爱岗敬业的信念。用时下流行的语言体来讲“爱岗敬业不是一个传说”,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用坚忍、执着、甚至生命践行着爱岗敬业,焦裕禄、孔繁森、沈浩、杨善洲,相信这一个个名字和名字背后的故事都应该为所有共产党员所熟知,作为普通党员的我们虽然在积极向他们学习,但在较短的时间内距离这些光辉典范依然有着不小的差距。这并不代表我们做不到爱岗敬业,也不能成为我们浑浑噩噩,混迹生活的借口,对于我们来讲,“爱岗敬业”其实可以很普通、很亲民,说到底就是在日常工作中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打折扣地完成领导和上级布置的任务,为纳税人提供熟练的纳税服务,高质高效完成涉税事项办理,认真贯彻落实各项税收政策等等。仔细想来,其实就是基本的从业操守和准则,如果你是一名普通的税务干部,那么,请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让上级觉着你在敷衍塞责,不要让下级觉着你在推诿扯皮,也不要让纳税人觉着你白白拿着党和国家的薪酬却不为民服务,能做到这些,我认为就能够对得起“爱岗敬业”这四个字,能对得起党和国家每月发给我们的薪酬,同时也平衡了个人奉献给予与生存发展索取之间的关系。诚然,信仰的种子在这平衡的土壤中才能不缺营养地茁壮成长。

近百年来,每一位共产党员始终在不断地探究着植根信仰的答案,并且这答案也不尽相同,我的信仰培植之术或许浅显,或许片面,但我相信每个人探究信仰的目的殊途同归,那就是要让自己心底都植根一个伸手可及的朴素信仰,在这个信仰的指引下,坦然面对各种复杂境况,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行走在人生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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